摘要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推动了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确立。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历史表征及情景阐释，包含文化与认识论、社会与制度、经验性地方认知三重维度。现代性理论话语构建经历了从多维性向多元性的转换，对西方现代文明不同主题和制度模式的选择及重构导致了多元现代性的理论叙事。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建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及中国民族文化主体性之上，在历史传统与现代社会构建之间保持均衡性。由于各国国情差异，现代化道路、模式应有所不同，中国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体现为传统和现代、世界和中国、全球性和地方性相互交融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与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独特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彰显了历史继承性、理论创新性、实践开创性以及国情独特性的多重特征。

关键词

世界历史；中国式现代化；多元现代性；全球化；地方性；传统；现代

一、“世界历史”命题与中国式现代化

持续的基于创新的发展是近代才出现的一种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分布的历史现象。14世纪开始至麦哲伦环球航行结束的地理大发现对欧洲影响极为深刻，使得封闭于西方一隅的欧洲走向世界，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认识，尤其是对世界多样性的认识。地理大发现增加了各种文明相互摩擦、碰撞、借鉴、交流和融合的机会，开启了一直持续至今的全球化进程,对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影响巨大。

“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重要构成。“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唯物史观时提出的重要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围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展开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叙事，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更是阐明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向，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形成以及资本在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张，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崭新时代，人类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秩序、文明形态和生活面貌发生巨大改变，现代化发展的意义空前凸显。人类文明进步建立在摆脱传统、冲破偏见基础之上，通过一系列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取得重要成就。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进程是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一方面，“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异，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会出现与各个国家国情相适应的独特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复杂多样，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现代化具体形式与各个国家具体国情、制度禀赋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呈现出不同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始至终都与世界历史有着深刻关联，基于世界历史理论视域的“大历史观”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阐释具有重要意义。在学理意义上，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根基完成对传统与现代、西方与非西方、全球化与地方性等经典现代性思维模式及其理论叙事的重构与超越。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做出重要贡献，为其他国家制定增长和发展计划提供启示借鉴，有助于人类文明多元发展与持续进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着眼于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积极探索新型现代化伟大实践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大历史’观、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为要义的创新性理论，构成新时代‘世界历史’新命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显著标志”。

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式现代化”能为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何种可能性，能为“多元现代性”提供何种意义上的“新叙事”？如何看待本土传统知识、西方现代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现代性”理论提供了对现代社会形成的历史表征及情景阐释；“现代化”理论描述了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和趋势。现代性及现代化理论为解释现代国家崛起及现代文明构建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视域。从现代化演进理论及历史逻辑出发，对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现代化、多维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命定地现代化”和“被诅咒地去现代化”、“可选择的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索，对全面系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全球化与地方性：“中国式现代化”逻辑构建的叙事框架

全球化是地理大发现把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既被视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逻辑演进，又被视为大历史的复归，中国正在全球化进程中重新获得自身历史定位。全球化既是一种历史进程延续，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所制造和加速的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变革的开始。

作为一个曾经相对封闭、较少流动、变迁缓慢的乡土社会，中国的传统文明秩序在19世纪中叶以来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从未有过的巨大挑战。自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个人与群体的讨论一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叙事逻辑的基础构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建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及中国民族文化主体性之上，在历史传统与现代社会构建之间保持均衡性。作为在强力裹挟下被动走现代性道路的国家，中国需要在历史传统与外部文化、本土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理论互构图景中探寻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及理论构架。

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为时空伸延过程，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于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而非一种选择,全球化进程趋势的复杂已然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也让个人、企业和国家的选择难以清晰明朗。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时间在快速重组的同时，空间也大大缩小。全球化并不导向同质化，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互动推动着多样性的生产，即便是全球化自身也存在极强的异质性。

尽管存在多元解释，现代社会成长过程以全球化作为其动力机制确是事实。全球化趋势是现代性方案动态重释、多元现代性不断建构、各种团体及运动试图用新术语重新界定现代性话语的过程。现代性扩张伊始就形成了“多元现代性”思想及实践。多元现代性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不断阐明现代性悖论及矛盾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非西欧社会，对最初西方现代文明不同主题和制度模式的挪用是一个不断选择、重释和重构过程，此过程导致了现代性新的文化、政治方案的不断成形和新的制度模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即便在西方社会内部，也产生了新的话语，大大改变了现代性最初模型，削弱了霸权和同质化图景的现代社会和工业社会最初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以中国的方式来应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均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孤立化审视、平面化反思，而要从西方式现代化的背景、中国现代化演进的进程、人类新文明构建的逻辑等多重维度进行系统探索，全面分析“事”与“理”、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性、中国与世界等多重逻辑的交互作用与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立体化整体化认知。

与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社会并非自发地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发展，而是被非自身的外来力量拖入到现代化历史进程之中。中国是世界文明中较早体验了全球化影响的国家，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是被动的。全球化在中国采取了现代化形式，即为适应外界影响而进行内部转化。中国的经验尤其宝贵，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清帝国并没有被欧洲列强征服，它不得不独立地寻找应对西方入侵的良方。这与用几代人的时间直接吸收西方经验的印度等其他国家不同。

世界发展史表明，不与时俱进的民族就会被不断前进的时代所抛弃。利用世界史研究的成果，追踪和分析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阶段具有重要镜鉴意义，分析表明：开放交流、解放思想、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思想和方略，是任何民族生存、发展和强大的必然抉择。全球化与地方性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逻辑构建的叙事框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方式现代化有着密切关联，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发展过程中，西方式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借鉴，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绝不是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翻版，而是一条新路，是一条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完全不同的新路。

现代化的“全球化”是西方现代文明模式向世界扩散的过程，因此，全球化的“文明标准”不期然而然是西方的“特殊主义的普世化”。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原生型西方现代化经验相比，其现代化道路之起步、发展、推进、策略、时间以及资源禀赋、文化条件、制度道路等均有巨大差异，中国现代化不能、实际上也没有追随西方现代化道路轨迹，现代化的单线演进观与“收敛理论”具体到用来观察特定国家具体的发展轨迹时并不成功。

三、从多维性到多元性：现代性理论话语重构 

通常认为，现代性提供了对现代社会进行理解的可能性，现代性理论之目的就是对现代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得以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性条件和情境进行描述和分析。尽管早在18世纪，“现代性”已经成为解释和评价历史、社会和文化形态的重要理论结构，但并没有人能够清晰地说明“现代性”的内涵，关于什么是“现代的”一直存在诸多争议。

（一）现代性：现代社会形成的历史表征及情景阐释

一般而言，提起“现代性”，很多人会想到“现代化”概念，斯科特对二者的区分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现代化”的概念通常指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一概念通常会与特定的时间阶段（18世纪—20世纪）和特定空间（西方世界）相关联；而现代性主要被视为某种特定的理论话语和思维定式，在现代性的思考方式中，科学技术与理性被视作促进现代社会形成的关键性力量。

现代性方案的基本特征是开放的未来与人的自主性之结合。同时，人们相信，通过人的有意识活动实现积极塑造社会是完全可能的。所谓自主性是指，人们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断扩大个人的和制度的自由与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人的活动、创造性和自主性。现代性鼓励社会成员自主参与社会进程，强调所有成员都有机会自主进入社会秩序构建的中心场域；关于未来设想，现代性认为，“那些能够通过自主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历史的前进而实现的可能性是开放的”。

现代性概念图景非常多元化，诸如，作为一种“历史分期范畴”的现代性观念、作为一种“社会体验之品质”的现代性观念以及作为一项“规划”的现代性观念等。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论态度，可以构建出不同思想系谱和知识图景。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对现代性的理论阐释和批判可以从哲学、美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多维度进行。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编史学概念，指称一个历史时期；被理解一个思想史上的文化概念，以理性、自主性、进步为其核心特征；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形式，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

（二）理解现代性的多重维度

从编史学角度，可以将现代性理解为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指称，即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所发生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所造成的封建意识形态断裂以及“新精神”的产生，同时西方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现代性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观念模型”，并在社会中实现和具体化的历史阶段。

历史地看，“现代性”与社会变化和进步的趋势、理性、普遍性规范以及对更好生活的允诺等相关。“新世界”的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历史事件，构成现代与中世纪的分野，现代性是西方思想的断裂，现代性产生伴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现代性期望在理性与进步的信仰中追求主体性的完美自由，与其伴生的文化理念主要包括：主体性、控制、自由与发展等观念。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理念在社会中的投射和具体化；启蒙运动标志着现代性的最终形成，现代性的历史源头则要追寻到更为久远年代；现代性具有两面性，在高度现代化阶段，“风险社会”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现代性。

文化和认识论维度的现代性主要关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文化形式和知识模式区分。在此种概念意义而言，现代性特征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出场、机械论世界图像形成、客观性科学探求成为主导性实践等在世界理论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此种现代性以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为其早期代表，在哲学思潮上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文化认识论维度的现代性在文化史和文化研究中也得到表述。

在人文学科中，将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的研究也关注“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一个开始于19世纪中期的文化运动，在现代主义麾下会聚了自然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功能主义等多种运动。“现代主义”标签经常在更广泛意义上被使用，用来指称一种现代性文化和意识形态，代表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对线性进步和普遍真理的信仰，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规划以及知识和生产标准化等。在此意义上使用时，“现代主义”与“现代性”概念可以互换。

制度和社会维度的现代性聚焦于工业社会兴起过程中的社会制度结构，其早期倡议者诸如韦伯等人对现代社会主要结构的形成进行了系统阐释，在产业主义、资本主义、理性化等制度结构中观察到了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在此维度下，需要区分“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联。在现代性制度含义上，我们可以把指称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变迁的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过去用来描述在18世纪欧洲社会出现条件的现代性可以用来表征全球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

随着现代性过程推进，整个社会进程出现断裂。现代性推动着社会发展“新”进程：在政治领域，一系列革命导致政治体系从世袭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或者共和制转变；在经济领域，以皇室特权和土地拥有量作为财富衡量指标的贵族被城市资产阶级取代，城市资产阶级的财富建立在通过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易来达到的资本积累基础之上；在宗教领域，广泛的社会变革与新教徒和现代科学出现紧紧联系在一起。韦伯注意到，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新教精神繁荣的区域。

除了认知维度和社会制度维度的现代性阐释外，从经验研究角度来捕捉现代性概念也是一种有益尝试，丹·斯劳特（Don Slate）在《建构现代性：在特立尼达岛建造互联网》一文中关注了特立尼达岛人如何使用互联网与现代性进行相互建构，他认为，当地居民一方面在利用互联网积极融入现代性构建，同时也在利用新兴技术来维护传统社会中家庭的功能和角色。以微观经验研究为基础对现代性进行的阐释代表着一种新的诠释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给我们提供现代性思索的新图景。

（三）多元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

源自欧洲的现代性是某种自西方向全球扩散的力量，具有普遍主义冲动。当西方决定了现代化规划大方向时，世界上其他地方要么被迫地、要么有意模仿西方或西方化。然而，“现代性计划的实施也产生了许多为早期启蒙运动思想家所始料未及的后果”，

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传统的批判性质疑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一种新趋势，这种传统在欧洲知识界表现尤为突出。贝克意识到，在现代性早期阶段被合法化的“潜在的副作用”正在日益全球化，成为公众批判和科学审查主题，并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成为关键性议题。韦伯观察到，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理性化、科层化和物质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描述了一个弗兰肯斯泰因社会，在其中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失去控制并开始威胁到现代文明和人类自身。从文化维度看，合理化是现代性解释现代社会的关键概念。在现代社会，作为文化形式的技术合理性的普遍化，其后果是效率增加和效率思维普遍化。在现代社会，尽管给予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支持大规模组织，消除了许多对于社会交往的空间与时间约束，提高了效率；技术合理化的普遍主义扩张减少了传统社会世界规范及质的丰富性。从制度与发展维度看，20世纪60年代始，全球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处在深刻矛盾之中，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在现代化过程从欧洲向全球扩张趋势下，寻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单一途径之尝试被证明并不可行。由于时代、地域、文化、传统等差异，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取得成功的“现代化理论”被直接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有时反而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历史地看，现代性构建并不只是西方文化元素的汇聚，一方面，16世纪、17世纪发生于欧洲的科学革命从其他很多文化中借鉴了知识；另一方面，不同知识系统的元素在西方文化中汇流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得到塑造。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芬伯格等学者采取建设性态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提出了替代现代性、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可替代现代性思潮是一种更具建构性的理性方案，尽管分析了作为一新控制形式的技术对人类的全面统摄，马尔库塞相信一种“替代的”新技术和新自然的可能性，相信有“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

当代社会的两大特征表现在：一方面对现代性诠释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全球化演进的多元趋势以及文明相互参照点的增加。立足当下，我们不仅要对“现代化”与“现代性” 进行系统考察与反省，更要探索现代性的“多维性”与“多元性”，理解现代性从“多维”向“多元”转化的逻辑必然性。

20世纪以来出现的明确区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诉求以及承认不同的价值理性之合理性的思潮汇聚在多元现代性路径之中。在全球化进程中，特别是21世纪以来，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新图景、新理解正在全世界出现，在产生了现代性最初规划方案的西方（欧洲、美国）如此，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社会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发展都呼唤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古典图景做出一种重新评价。

现代性扩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绝对化、总体化的思想和实践与多元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内在张力。历史地看，当现代性蔓延或扩张到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时，并非只产生了一种文明，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制度反应模式。这样看来，从现代性扩张伊始，在可以被界定为西方文明的框架内，多元现代性就已经开始了。就其本质而言，多元现代性是以不同的具体方式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不断阐明现代性悖论和矛盾的过程。在全球化语境下，尽管“现代化”依旧被多数发展中国家设定为重要目标，“现代性”依旧构成认知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多元现代性思潮下，不少国家已经不再将“现代化”与“工业化”画等号，不再将“工业化”视作“西方文明”的独有之物。“中国式现代化”概念背后蕴含着现代性重释、多元现代性重建以及人类文明新图景重构的强大新动能。

四、“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话语构建

现代性尤其是其“物质”（技术和制度）层面一直被看作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工业主义在对自然的摧毁和控制能力上迈出了关键步伐”，“工业革命对现代化进程是决定性的”。工业化使现代社会从物质层面上根本性地形成：“不论怎么估计，工业革命都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在相当长时间里，“西方的”“工业化”与“现代的”几乎是同义语，而“工业化”“现代的”似乎又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西方现代性是对包括东亚在内的非西方社会的挑战，当西方列强作为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富裕、军事上强大而同时还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现代国家出现在非西方国家时，非西方社会为了生存而学习或被迫学习西方现代性似乎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性。

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整体性转变的历史过程。“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的大趋势”。现代化肇始于西欧，伴随着贸易、资本、金融、移民、信息和知识等领域史无前例的流动，全球化推动世界成为相互联系、相互契合的动力场，进而连接为“地球村”。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具有单线演化观的理论取向，正如帕森斯所认为的，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源头”，并且相信导致西欧变成“现代”的“理性化”发展过程具“方向性”和“普遍性”意义，现代化过程将成为下一个世纪或在更久远时间里的主要趋向，最终将会是现代型社会的完成。

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扩张相结合，带来世界范围内的制度与象征性框架体系的普遍性发展。这种框架体系在向外扩张时，“原生的”现代性规划构成了世界上不同国家与地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出发点和参照系。现代性在向世界大部分地区蔓延过程中，并没有构成单一的文明形式或完全相同的制度模式，而是发展出了具有共同特征，但表现各异的多样化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形成多元发展态势，在更深层面展现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异质特性及个性化方案。即使在西方社会内部也开始产生新的话语体系，工具理性弱化以及对“征服”自然观念的祛除，使现代性的最初模型在西方社会得到突破，削弱了具有同质化图景的现代社会构想。对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应秉持历史的、科学的态度，要形成系统性整体性认知。

我们党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规律的认识，在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逐步深入、不断完善，使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朝着一个更为全面、协调、均衡、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在新时代得到显著拓新。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第一次提出“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思想。党的二十大，习近平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中进一步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擎画出了一种“大现代化观”，在将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进程整体考察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在驾驭资本逻辑中改写了现代性基因，为当今世界全人类的现代化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

首先，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趋势。一方面，我们不能放弃发展，尤其经济发展，应该对认为“发展是幻象”“原初社会更幸福”的言论所代表的悲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怀旧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任何形式的发展都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不是人类社会的全部，西方工业文明也并非衡量文明发展程度的基准和尺度。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现代性发展已经进入“自反性现代性”阶段，现代社会应该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和生产模式、变革发展模式、弃离传统话语范式，建立全球命运共同体中的新型关系，重构现代化实践，建立一个以人为本、以生态为基础的新型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是要告别现代性而是要进一步拓展多元现代性，构建交往理性，促进人与自然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式现代化并非现代性的普世化“典范”。“只有在一个不同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现代科层制国家、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现代规范和价值体系才是可持续社会的重要元素”。多元现代性思潮是对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的理论认识的超越, 是在把握西方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基础上努力寻找出路的重要理论尝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现代化的发展与经济崛起创造了“东亚奇迹”，与之相应,“东亚现代性”等议题引起广泛讨论。“东亚现代性”的提出意味着从东亚经验出发对西方已有文化认知、制度结构、行为特征的重新评价, 意味着现代性理论维度不断拓展、实践内容更趋多元。

由现代化重构的东亚传统在从不同维度和层面重新诠释着现代性，并以其独特方式规定着什么是“现代”。东亚现代社会具有如下特征: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中的中心、义务感、自我约束, 取得一致意见和合作, 高度重视教育和礼仪, 注重信用社区和政府领导等。现代化中的“后来者”已不愿接受或相信西方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典范”，亚洲可以拥有一个不同于欧美的“现代性”，此种论辩已超出学术论域，成为非西方社会在追求现代文明秩序上的一种充满自信的理论自觉和道路反思。

第三，现代化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双向互动的多维动态过程。现代性从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扩散远非一个纯粹的西方化过程，西方现代性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物质文明而被接受，而从精神上或狭义文化上并未得到内在认可。非西方社会在现代性冲击下需要朝着现代化道路迈进，同样，现代性必须在与地方性传统的对话中才能开启现实生存空间。文明交流互鉴应该以自觉自愿为前提，一方面要为融合确定边界，另一方面要为渗透找到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对启蒙运动发展具有引导作用；中国传统社会对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同样构成一个有参照意义的运行体系。因此，现代性是一个双向多维过程，既包含传统与现代双向互动，也嵌入着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的动态平衡。正如“东亚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彻底否定，西方现代性也不意味着非西方世界的彻底西方化。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开拓的新文明道路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与英法美等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同，中国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文明秩序在19世纪中期遭受了前所未有挑战，从本质上看，这个挑战不仅是来自空间地理意义上的西方，更是来自西方“现代”文明。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回应，用一个总体性概念即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更新与发展进程。中华文明是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悠久文明，在近代之前推动人类进步的不少重大发明来自中国。尽管中国有较高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和许多时间绵长的朝代，当欧洲人在19世纪持着现代武器抵达中国时，中国并没有走向工业革命而是走向了王朝衰落。中国有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充分机会，但若非迫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很难在本土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独有内涵。我国现代化具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现代化的普遍性，同时具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要符合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标准，要具有现代化国家的“共性”，但“共性”并不等于“同一性”。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传统文明“解构”与现代文明“重构”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被简单地仅仅看作是为了“富起来”与“强起来”，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中国寻求新文明秩序的一个宏大历史过程。历史地看，中国走向“现代”的道路，并没有更多任意性或太多选择，但中国进行现代化道路探索却并非没有创造性空间。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应该也必然是中国建构新文明秩序的重要资源，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开拓的新文明道路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

最后，“以人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坚持独立自主，打破了中国不能自主创造历史的“西方偏见”。习近平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以人为中心是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的，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新要求与新特点，集中体现在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以这一目标为统领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站在世界文明史视角审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和成就,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显示了历史继承性、主体连续性以及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性、实践独特性。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各国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多种多样，没有两个国家的发展类型完全相同，众多经济、政治及社会变量模式在特定条件下聚合成某种发展类型的特定制度结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文化传统与价值观是不同类型现代化相区别的重要标准。“可选择的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另类现代性”“亚洲价值”等概念的提出是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有益修正和补充。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构建了人类文明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为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新机遇，正在不断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提供中国方案。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作者：张成岗，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