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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信誉坍塌与重塑——对“提灯定损”事件引发基层政府信誉危机的反思

来源: 时间:2024-06-06 14:43:54 作者: 点击:

   

(图为《公共管理学报》2024年第3期封面)

原文作者:

许欢,毕业于武汉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城市安全、应急管理、政府治理。

魏娜,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数字政府、政府治理创新。

吴佳正,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振兴、数字政府。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风险社会加速来临。在后真相时代,风险的内生性、关联性、溢出性特征日益彰显,传统应对风险的治理范式正面临全面挑战。最近发生的“提灯定损”事件就是一个缩影。一起普通的租房纠纷,却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迅速演化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舆情风暴。面对汹涌的质疑声浪,事发地基层政府显得手足无措,公信力一落千丈。这一事件生动揭示了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短板以及信誉坍塌的内在逻辑。

针对这一情况,许欢老师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公共管理学报》2024年第3期发表了《基层政府信誉坍塌与重塑》一文。文章进行了以“提灯定损”事件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探索,基于中国情境构建了一个“风险-危机-信任-治理”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风险社会加速到来的当下,数字空间成为风险滋生、酝酿、放大的关键节点。互联网虽然赋予公众更多表达渠道,但也在算法推荐、跨平台转发中无限放大了风险的外部性和关联性。同时,由于信息茧房效应,网络社交圈层化趋势明显,极易形成话语“回音室”,加剧群体情绪对立。而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显然缺乏驾驭这种失控局面的制度储备,面对海量舆情,基层治理的时间窗口被极度压缩,决策往往陷入“失语”困境。

作者进一步指出,基层政府信誉塌陷的深层症结在于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的侵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法理情错位。一方面,行政逻辑主导下,基层治理难以回应风险社会变革性挑战。面对日益复杂的矛盾纠纷,行政机关习惯于照本宣科、机械执法,执行程序异化为逃避问责的“挡箭牌”,执法能力不足甚至缺位。另一方面,在多元利益交错的数字时代,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失衡,法律公平与道德正义断裂,弱势群体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公平正义沦为空谈。法理错位,情理失范,必然引发公信力流失。

面对“提灯定损”事件暴露出的治理悖论,破局良方在于回归法治、重塑法理情的平衡。研究强调,法治逻辑、政治逻辑、道德逻辑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风险治理的制度根基。法治是基本遵循,为政治运作划定边界;政治是现实推力,为法治实践注入动力;道德是价值引领,为化解法理冲突提供人本关怀。在数字时代,唯有将法理情内在统一,在制度建构中充分吸纳道德因素,在治理实践中注重协商对话,才能重塑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同时,还要在纵向、横向、区域间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架构,通过党建引领、放权赋能,激发基层活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此外,研究还尝试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提炼中国经验。“街头官僚”指广泛分布在政府一线、直接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务人员。他们肩负着风险治理的神圣使命,既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又要因势利导化解矛盾,还要站在道义高地捍卫公平正义。因此,未来风险治理的重点,就是要打造一支立场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的“中国式街头官僚”队伍。当然,这需要在制度设计、政治引领、文化熏陶等多方面齐头并进,久久为功。

综上所述,这项理论探索以风险社会2.0为时代背景,通过对一个缩影性事件的解剖,为数字时代风险治理的道德困境提供了理论阐释。研究表明,重塑法理情平衡、打造协同共治架构是化解治理悖论的钥匙。未来,还需立足本土实践,在比较借鉴中实现理论创新,方能为破解风险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智慧”。这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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