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前线》2025年6月

[摘要]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具体表现在人口结构转型、城乡结构重塑、收入结构优化、就业结构变迁、家庭结构演变等方面。社会结构变革带来治理理念与价值取向冲突、治理主体与责任边界模糊、治理制度与规范体系滞后、治理方式与手段落后等诸多挑战。顺应社会结构变革，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在理念上构建共生治理价值体系，在制度上强化公共政策保障功能，在治理方式上打造适应性治理方案，在保障体系上完善“人才+价值”双轮支撑体系。

[关键词] 社会治理；社会结构；共建共治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

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这一论断和要求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命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强调“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应对社会结构变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城乡结构深度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存在、就业形态多元化发展、家庭结构小型化等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治理创新破解结构性矛盾，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课题。

我国社会结构的多维变革

人口结构的转型。我国人口结构正经历多维度转型。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2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5.6%，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破4亿，占比将超30%。这将造成养老服务供需错位、医疗资源分布失衡、代际矛盾凸显。在人口城乡结构方面，2024年城镇化率已达67%，但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8.3%，2亿多流动人口处于“半市民化”状态。此外，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构持续优化。2024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21年。这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但也对就业市场、社会治理方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对就业质量、社会参与、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期望和要求日益提高。

城乡结构的重塑。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加速破除，城市以经济、科技、文化等优势辐射带动农村发展，一些城郊农村借势发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吸引城市消费，促进农民增收。同时，农村土地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长足进步，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激发了发展内生动力，吸引人才、资金、技术回流。农村交通、通信、教育、医疗等条件已有较大改善，但与城市相比，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质量仍有较大差距；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破除，制约了融合发展的步伐；部分农村地区产业结构单一、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需通过进一步引导和支持，推动产业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

收入结构的优化。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1314元，增长5.3%，实际增长5.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增长4.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增长6.6%。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4：1，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消费注重品质与性价比。一般而言，不同收入群体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易导致社会认同感和凝聚力分化。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即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差距。

就业结构的变迁。我国就业结构正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发生深刻变化。在工业化推进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3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升至48.1%，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主力军。202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56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1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3万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8400万人，零工经济规模已过万亿，但劳动权益保障覆盖率比较低。这些新就业形态工作灵活、门槛低、收入来源多样，吸引大量劳动者，但也面临劳动关系认定难、权益保障不充分、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同时，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观念随高等教育普及和科技进步发生变化，劳动者对就业岗位质量、发展空间、工作环境要求提高，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成求职热门选择，而传统制造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家庭结构的演变。传统大家庭逐渐减少， 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仍占主流，但小型化、多样化趋势更加明显。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以及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独居家庭、丁克家庭、单亲家庭、跨国婚姻家庭等不断涌现。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一人户”家庭已超1.25亿，占比超过25%。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关系多元化，促使家庭功能与角色发生动态演变。一方面，家庭在养老育幼、情感支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有所弱化，老年人独居现象增多，其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和代际关系更加复杂，代际矛盾和冲突一定程度上在增加。同时，家庭消费结构从基本生活消费向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和品质消费转变，家庭对生活服务、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等方面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需要在公共服务供给、消费市场培育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以满足家庭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社会结构变革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治理理念与价值取向的冲突。一方面，面临平衡多元利益诉求与公平效率的难题。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效率优先理念难以适应不同群体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分配正义的差异化需求，需要转向更注重公平与包容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代际差异与伦理体系面临重构压力。Z世代“断亲”现象、家庭功能弱化等社会原子化趋势，削弱了传统伦理对社会心态的支撑，社会治理需在法治框架下重建社会信任体系。同时，公众对社会保障的依赖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压力增大。这些因素推动着治理理念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预防转型。

治理主体与责任边界的模糊。一方面，主体结构从单一到多元的适应性不足。2023年，平台经济催生大量游离于传统管理体系之外的“社会人”，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渠道仍不够畅通，政社协同机制尚不成熟。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催生的网络化组织模式突破传统监管边界，政府、企业、平台的责任划分模糊，存在监管真空风险。同时，基层治理存在超载与资源错配问题。在城镇化率超67%背景下，我国流动人口已达3.76亿，基层治理面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失衡的结构性矛盾。

治理制度与规范体系的滞后。一方面，制度滞后于社会结构裂变，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要求重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传统分配制度难以有效激励新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法律体系适应性不足，灵活就业、跨境数据流动等新业态挑战现有法律框架，需建立动态的调整机制。同时，城乡资源配置差异、超大城市与乡村振兴的不同治理需求，要求制度设计更具弹性。

治理方式与手段的局限。一方面，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之间存在张力。数字化治理提高了效率，但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数字鸿沟”，老年人群体、农村地区的适应性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传统治理手段面临失效风险，人口大规模流动使户籍制度管理效能递减，需创新服务供给模式。同时，面临多元治理工具整合挑战，需综合运用法治、德治、自治等手段，形成系统化治理方案。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理念重构：构建共生治理价值体系。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多元化需求。推动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根本性转变，由单一控制型向多元互动型转变，由被动应对型向主动预防型转变，由事后补救型向源头治理型转变。在治理实践中，正确处理好秩序与活力、公平与效率、稳定与创新的关系，既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又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同时，积极倡导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构建共生关系，促进多元价值观融合，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制度完善：强化公共政策保障功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和规范体系改革，使其适应社会结构变革。在户籍改革方面，要推动特大城市放宽落户条件，完善居住证制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社会保障改革需扩大覆盖范围，将灵活就业者、农民工、新业态从业者纳入保障范围；提高统筹层次，完善待遇调整机制，确保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社会服务需求数据库，运用强化学习算法实现“需求—供给”动态匹配。社区治理要强化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完善民主制度，拓宽参与渠道，加强协商制度建设，推进减负增效，让社区更好地服务居民。同时，加快新兴领域法律法规和监管规范的制定，引导和规范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防范风险，为新兴领域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方式创新：打造适应性治理方案。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整合各部门数据资源，建立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实现对社会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测、分析和预警，提高治理的精准性和前瞻性。整合公安、民政、人社等多部门数据资源，构建包含人口结构、就业质量、环境质量等多维度核心指标的社会稳定动态评估模型。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开发“社会风险热力图”，实现对群体性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风险提前预警。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方式，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方式，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理精细化管理，在城市管理、社区治理、环境保护等领域，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治理方案和措施，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

双轮支撑：完善“人才+价值”双轮支撑体系。人才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资源。一方面，加强专业教育体系建设，鼓励高校开设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和社会治理等相关专业课程，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开展常态化培训，针对基层治理者设计系统培训课程，提升其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同时，强化价值引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公众对社会治理的价值认同，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治理过程。此外，推进基层治理创新，鼓励社区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治理模式，提升基层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在社会结构变革的浪潮中，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积极适应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构建更具韧性、包容性和前瞻性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结构优化与治理效能提升的良性循环。

作者简介：张成岗，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 高海涛